我行我素潘玉良
我行我素潘玉良
作者 陈光明转自《上海美术》140期
潘玉良在雕塑创作 左 与友人合影（前排右四为潘玉良） 右
1977 年 7 月 22 日，82 岁的旅法中国女画家潘玉良怀着满腔遗憾和对祖国无与伦比的思念与眷恋，永远闭上了双眼。自此，她倾情热爱的祖国与她天各一方。
1984年2月24日，按照潘玉良的遗嘱，她的七箱遗作、遗物从法国巴黎运抵中国合肥安徽省博物馆。作品总数为 4749件，其中油画 361 件，彩墨画 353 件，素描和速写 3982 件，以及少量版画、雕塑等作品。1 画家虽然长眠在巴黎，她的遗愿在中、法两国政府有关部门的关心支持下终于实现，这是对艺术家最好的告慰。
1921 年，潘玉良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并获得了安徽省政府公费赴法留学津贴，她如愿以偿，告别了丈夫潘赞化启程去法国。潘玉良先去里昂， 入 中 法 学 院（Institut franco-chinoisde Lyon） 学 习 法 语。 两 年 以 后， 考 入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Ecole NationalSupérieure des Beaux-Arts de Paris），与学长徐悲鸿成为校友（徐比她高三届），潘玉良的老师是吕西安 • 西 蒙（LucienSimon），这年（1923 年）刚接掌画室主任。
1925 年，由于国内战乱，公费停发，鉴于意大利消费较低，潘玉良离开巴黎去意大利，考入罗马美术学院（Accademiadi Belle Arti di Roma）， 成为该院第一位中国留学生。在罗马美院，除了油画，潘玉良兼学雕塑，她的老师是康洛马蒂（Conromatti）教授。
1928 年，结束了在欧洲七年的留学生活，潘玉良学成回国，在母校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执教，任西画系主任。她满腔热情地努力工作，报效母校，没想到又有人以“出身”发难攻击，她黯然神伤，又一次被人撕碎了火热的心！她愤而辞职，离开了上海美专。不久，应巴黎高美学长、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科主任徐悲鸿先生之邀，欣然赴南京中大任教，与徐先生各执教一个班级。
在教学理念上，徐悲鸿对学生的要求非常严格，潘玉良则较为宽松；在教学体系上，徐悲鸿传授欧洲传统学院派写实主义，潘玉良传授欧洲现代表现主义（这与她早期在上海美专接受的教育及个性有关），从而形成了中央大学油画教学两个完全不同的体系，这显然对艺术教育、对学生，都是非常有益的。
潘玉良在中大执教期间，和主任徐悲鸿经常一同带领学生赴外地写生、参观。她在中大任教的五年中，去过许多地方，画了很多风景，常有佳作问世，并频繁举办个人画展，深获美术界赞誉。
1935 年 5 月，她在南京华侨招待所举办了第五次个人画展，取得了圆满的成功，校长罗家伦题词：“取得自然和人生最精彩的阶段，以最经济的笔法写来而存其真，是诚得画中三昧者。”2 主任徐悲鸿也予以高度评价，他在《中央日报》撰文：“潘夫人皆截取妙象以归，其少作也，则精到之人物。平日所写，有城市之生活，与雅逸之静物，于质于量，均足远企古人，媲美西彦。”3
在这次画展中，有一幅大型油画《人力壮士》极获好评。画面表现一位裸体的中国大力士，搬掉一块压着花草的巨石。这幅画表达了画家对抗日英雄的敬意。可就在画展闭幕那天晚上，《人力壮士》竟被人划破，边上还贴着字条：“妓女对嫖客的颂歌！”展厅内也被破坏得乱七八糟。面对如此场景，悲哀涌上潘玉良的心头，她的心在滴血，无论她怎么努力，取得怎样的成就，她的过去永远是被别人指责的理由，随时可以在她原已深深受伤的创口上再撒上一把盐。她不明白为什么中国这么大的地方竟容不下一个弱女子？她痛定思痛、忍无可忍，又到了自己命运抉择的时候了，潘玉良怀着她的爱和恨再渡重洋。
张大千像 / 雕塑 / 潘玉良 11×12×30 厘米
王守义像 / 雕塑 / 潘玉良 17×18×38 厘米
1936 年，潘玉良在南京惜别深爱她的丈夫潘赞化，从上海乘船，再次离开祖国去了巴黎。她万万没想到，从此再也没能踏上这片令她魂牵梦萦、日思夜想的故土。
在巴黎，潘玉良坚持“三不”原则：一不加入外国籍；二不恋爱；三不和任何画廊合作。
由于不加入法国籍，她等于放弃了法国政府的帮助，有人说美国是富翁的“天堂”，法国则是艺术家的乐园。法国政府有许多帮助艺术家的优惠政策 , 巴黎有众多专为艺术家服务的政府机构，如资格审定、住房分配、画家工作室分配、经济补贴及资助艺术家开个展等等。
由于不和画商合作 , 她失去了作品展览和卖画的正常渠道。巴黎是高消费的大都市，物价昂贵，尤其是房租，因此潘玉良只能挤身于穷人聚居的拉丁区内一栋陈旧房子的五楼顶层，而住顶层房客是不准使用电梯的，用水须到底层去取，她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幸而遇到了王守义，年龄虽比她小，却是个艺术爱好者 , 在巴黎经营一家中餐馆 , 生意不错。他用买画的方式来帮助她，既不伤害潘玉良的自尊心，又达到了资助目的。
由于王守义的帮助，潘玉良在巴黎能潜心作画，她借鉴“野兽派”（fauvisme）和“ 印 象 派”（impressionnisme）风格及技法，并吸收了中国传统绘画和民间艺术的营养，作品富有明显的东方民族特色：运用对比色和固有色，并勾勒轮廓线，不注重人体的解剖及结构。 在众多的静物画中，菊花是她的最爱，因为潘赞化喜爱菊花。她的自画像，眼神总是饱含落寞和艾怨，流露出委婉、哀怨的神态，这显然和她颠沛流离的人生和不幸的遭遇是分不开的。她有时也去大茅屋学院（Académiede la Grande Chaumière）[业余美术学校，提供写生模特儿 ] 画人体，或在塞纳河边散步，放松一下创作的紧张节奏。
上世纪 40 年代以后，潘玉良尝试了大量的彩墨画，她的彩墨画和中国传统的水墨画背景“留白”不一样，背景都用重叠交织的短线条来组成灰调子，人物的动作和造型较为夸张，画面构图有较强的装饰性和运动感。英国艺评家米歇尔·苏利文（Michael sullivan, 1916—2013）称赞道：“潘玉良是当代能使中西艺术融合的少数中国画家中一位杰出的榜样。”4
潘玉良曾赴伦敦、纽约、旧金山、雅典举办个展，深获好评。1959 年，她荣获巴黎市“多尔烈奖”及法兰西学院银质奖章。1973 年，她的油画《周小燕肖像》获自由艺术国际沙龙绘画一等奖。她的雕塑杰作《张大千塑像》( 胸像 ) 被巴黎国立现代艺术博物馆（Musée National d'Art Moderne de Paris）收藏，部分绘画作品被巴黎专门收藏东方艺术作品的塞努西博物馆（Musée CERNUSCHI）收藏。
花头巾女郎 / 油画 / 潘玉良 90×59 厘米 1944
玩牌图 / 油画 / 潘玉良 46×55 厘米 1940
自画像 / 油画 / 潘玉良 90×64 厘米 1940
1949 年后，潘玉良曾萌生过回国的念头，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成行。1964 年 1月，中、法两国正式建交，黄镇任驻法大使 ,他曾几次去看望潘玉良，介绍祖国的发展情况。潘玉良于是决定回国探亲、写生及创作。遗憾的是探亲手续尚未办妥 , “文革” 开始了，国门向她关闭了。
1977 年初，正当潘玉良再次准备整装回国时，她却病倒了，半年后在巴黎去世。临终前，潘玉良对日夜守护在病榻边的王守义嘱咐后事：一、死后要给她换上旗袍；二、将她当年与潘赞化结婚时戴的项链带回去 , 交给潘赞化的后人；三、她在巴黎的全部作品，一定要运回中国。王守义一一应允，不负所托。他还出资为潘玉良在巴黎 6 区的蒙巴纳斯（MONTPARNASSE）公墓买了一块期限为一百年的墓地，让她安息下来。
为了写作此文， 我 走 访 了 巴 黎 大茅 屋 学 院（Académie de la GrandeChaumière）、 巴 黎 国 立 高 等 美 术 学 校（Ecole National Supérieure des BeauxArts de Paris）、罗马美术学院（Accademiadi Belle Arti di Roma），沿着女画家当年在欧洲求学的足迹，感受她艰辛的求学之路并核实资料。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一切早已物是人非。我也曾试图寻找潘玉良女士当初在巴黎的住处，据塞努西博物馆提供的信息，当初的整条街早已拆除了，真是世事沧桑、物换星移，让人感慨不已……
2018 年 5 月的一个下午，我专程去合肥参观了安徽省博物馆新馆正在举办的“潘玉良作品特展”，面对琳琅满目的作品，十分感谢热情的讲解员吴女士闻讯特地赶来为我全程讲解 ( 按规定该馆下午不安排讲解 )，使我深为感动。在设施完备的现代化博物馆，欣赏着经过精心修复的油画 5 及重新装裱的彩墨画和素描，聆听着高素质讲解员专业的介绍，我想这是对潘玉良女士最好的回报。她深爱的祖国和人民是如此珍爱她视为生命的艺术作品。
她悲惨坎坷的命运让人心疼，她跌宕起伏的人生使人扼腕，她执拗顽强的精神令人钦佩。
注释：
1. 据安徽省博物馆统计数据。
2. 《上海美术》，2016 年第三期。
3. 《上海美术》，2016 年第三期。
4. 《中国油画史》（刘淳），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 年。
5. 由中国台北委氏文化财产修复保护中心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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